• 2007-06-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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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07-05-06

    从街头到艺术

    涂鸦的北京式生存大调查

    转载:《新京报》 佚名 2007-04-02

    十年前,随着HIP-HOP热潮的涌入,涂鸦作为街头文化的一部分,开始出现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。最初的一批涂鸦者,在大拆大建的北京胡同里找到了自己宣泄的出口,那时候的涂鸦,是令管理者头疼的类似“小广告”的城市“牛皮癣”,而随着城市的发展,涂鸦也逐渐艺术化和商业化,它不仅见证着这个城市的变迁,也在成为北京这样的城市建筑中一道新的风景。

    涂鸦经常出现在北京拆迁后留下的荒芜之地

    上世纪,住在华盛顿的一个送货小子德米特里,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了表现自己的目的。他随处涂写自己的绰号“Taki183”,这个举动不仅使自己登上了1971年的《纽约时报》,也使涂鸦(GRAFFITTI),这个来自希腊文“书写”与意大利文“刮痕”的俚语成了一个艺术名词,街头涂鸦就此开始。涂鸦内容包括文字、卡通人物、政治口号,乃至宗教与神怪形象。后来,涂鸦者的画布渐渐从街角墙壁、地下铁、火车扩展到海报、广告、服装、鞋、帽子、玩具、电视台、游戏厅等。随着网络的出现,电脑屏幕变成了更加流行的涂鸦场地。

    北京涂鸦最集中的地方,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、五道口轻轨站旁、天坛东门、798艺术区、三里屯地下停车场、北服门口樱花小巷以及人大附近的奥运墙。天然的涂鸦场所总是城市疏于管理的地方。

    北京做过800年的都城,规矩是城市的底色。涂鸦的出现,是在规矩遭到改变的时候,上世纪90年代早期,随着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流的出现,北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拆大建,这时候原来管理严密的胡同体系开始衰落、拆除,代之而起的是新楼群和社区,保安威严地站立在门口,有效地阻止了涂鸦的出现,而公共机构的管理依旧严格,也让涂鸦者无从下手。反倒是胡同,让最早一批涂鸦者可以一展身手。这一时期建成的众多道路的附属设施,诸如天桥、高架桥以及拆迁房,也是涂鸦的空间。

    1995年张大力的涂鸦创作,就附着在这些城市中的荒僻之处。他之外,更多的玩家是在城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,与张大力不同,他们从小接触到的音乐、滑板文化以及外国杂志促使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涂鸦之路。最初的涂鸦之所总是涂鸦者的家庭、学校所在的楼道、墙壁。实际上,在喷涂涂鸦这一形式传入之前,孩子们就喜欢用粉笔、煤块在墙壁上进行表达,“某某是大坏蛋”传递的信息明确而强烈。

    在二环以内,只有一个百花深处胡同,因为这里有录音棚,有滑板店,有众多乐器店,小小的胡同得以容纳下涂鸦。五道口是打口青年淘盘的胜地,798艺术区则是新兴的艺术社会,这都是涂鸦者得以发挥的场所。当然,在各个大学附近,年轻人也会找到表达的出口,诸如北服门口的樱花小巷。另外,还有特殊的两处:一是三里屯3.3服饰大厦的地下停车场,这主要是商业力量策划的;另一处则是人大附近的奥运墙,这是公共部门的新潮宣传手段,在他们允许下,涂鸦得以出现在管理最严密的建筑中心地段。

    但是涂鸦者除了不断寻找新的空白墙壁,也可以在同一面墙壁上展开故事:除了直接填充,还有覆盖、修改和更新,还有不断粉刷和创作的变化。即使一面墙上已经有涂鸦,后来者也可以进行修改或者添加,造成一个新图形。也有人直接覆盖旧涂鸦,重新赋予自己的标记。

    不过,街头已经不是涂鸦的惟一出口,随着青年消费文化的成长,许多涂鸦设计师的图案出现在服装、运动鞋等商品上,也有一部分涂鸦创作者走上职业艺术家道路,从街头转向美术馆、收藏家的墙面以及纸上,现在,还出现了“网络涂鸦”。涂鸦的空间在从建筑向商品转移,这让那些最激烈的街头主义者感到沮丧。

    调查:涂鸦之旅,从街头到艺术

    “上次还是去年冬天去涂鸦的,把手都冻坏了”,“猪头”(网名)已经一个学期没有去涂鸦了,他正为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忙碌,所以,也不知道著名的涂鸦地———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的墙面再次让居委会粉刷了一遍,以前那些五颜六色的图案再次消失了。

    “猪头”从高一开始涂鸦,在自己家楼道里画,“刚开始只是觉得视觉冲击很强,加上小时候喜欢绘画,所以开始了涂鸦。后来开始玩滑板,认识好多人,其中有玩涂鸦的,慢慢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街头涂鸦”。他说自己只是涂鸦大海中的一滴水,“最佩服的是0528,他的作品太强了!”

    荒芜之处的涂鸦

    0528是李球球的涂鸦签名,他是北京比较早的涂鸦玩家,已经有十年的涂鸦经历,现在开设有一家滑板店。和纽约一样,北京的涂鸦也是和青年亚文化结合在一起的,大多数涂鸦者也喜欢漫画、喜欢玩滑板,他们的圈子和摇滚、街舞、滑板玩家的圈子有许多交集,经常是在卡口店、摇滚演出俱乐部或者滑板店相识,在夜晚聚会的时候才兴奋起来。李球球开始涂鸦时,是在家的周围以及学校,都是在小旮旯里的小幅面创作,之后逐渐到附近的地下通道、立交桥下,北京众多拆迁的旧房子,也是他练手的地方。

    他们要防备的是爱管闲事的居委会大妈等,“去街头涂鸦,最重要的是选好地方,等人少的时候去,一般是夜里”。北京涂鸦最多的地方,往往也是社会控制相对松弛、青年亚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。新街口南大街上的百花深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胡同,有北京最早创建的几个录音棚之一,是许多摇滚、朋克歌手的聚集地,新街口附近也有众多乐器商店。胡同口南侧是北京音响器材厂的一栋老楼房,朝向胡同的一面是楼的背面,所以涂鸦者的创作并没有引起强烈反感。五道口最早的涂鸦出现在嚎叫俱乐部的门面上。而798艺术区,则是北京当代艺术家和画廊聚集的地区,因此那里出现众多夸张的涂鸦并不奇怪。

    涂鸦者会主动寻找荒芜的墙面创作,去年,有人叫李球球去五道口城铁边上的围墙涂鸦,那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,他和朋友可以尽情书写。但是在居民密集的胡同,涂鸦者的行动就受到很多限制。他们俗称的“扫街”一般都是白天大致看好地方,到晚上边走边喷。当然,涂鸦者经常要和居委会等玩捉迷藏,““这种游戏也是涂鸦有意思的地方,有时候我们晚上涂鸦,第二天去看已经刷了一遍,没有了”。

    从街头到商业空间的路径

    更有名的是满大街喷人头的艺术家张大力。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以现代水墨画为创作方向的职业艺术家,90年代初旅居意大利期间,他感到创作灵感枯竭,就想搞涂鸦,在波罗尼亚街头开始画“大人头”。1995年回到北京后,张大力继续在街道、立交桥下、公共厕所墙壁上、拆迁房上用罐装喷漆画大头像,一个有着大下巴的光头,冷冷张望着北京的拆迁、建造和街头上演的悲喜剧。最早的观者对这个反应相当激烈,有媒体认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头像破坏了市民的生活环境,还有人上门要他解释“捣乱”目的。

    张大力把这个系列创作命名为《对话》,想通过这样一个符号,与人们进行一种交流,后来还发展成为图片装置,有民工还有张大力本人现场参与的行为艺术活动。不过在街头涂鸦玩家圈子里,似乎对张颇有微词。张的涂鸦是有强烈控制意识的创作计划,他的涂鸦照片最终都会进入画廊展览,出现在市场上。和美国的涂鸦艺术家哈林、巴斯奎特不同的是,张首先已经是一个职业艺术家,然后有意展开一段涂鸦创作,而哈林、巴斯奎特是在街头涂鸦中脱颖而出,进入主流画廊的。

    李球球也曾受画廊邀请去涂鸦,此外,耐克、阿迪达斯这样的运动品牌也会组织涂鸦大赛或表演。他也参与了三里屯北街3.3服饰大厦地下车库的涂鸦活动,这是开发公司和策划公司主动邀约的创作,是大厦整体形象推广计划的一部分。负责策划的邹凯鹏说,这里的主要消费者是时髦青年,因此组织了创作活动,“颜料等材料费用都是公司出的,邀请涂鸦高手来创作。对主题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,只要不色情、不违法就行”。

    邹凯鹏认为,国内并没有真正的街头文化,“因为我们的社会管理更严密,给的空间很小”。不过,现在社会上对于涂鸦的接受程度也比几年前宽容了。2005年11月,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,一批艺术院校学生在海淀区人民大学南路集体为奥运涂鸦,这面730米长的“北京之墙”号称国内最长的一段涂鸦艺术墙。一个有趣的细节是,参加涂鸦活动的人选是事前安排好的,涂鸦方案也经过事先审核,即使有一个涂鸦者即兴画出的一副人体骨架图案,也被最终改掉了。北服门口樱花小巷的路墙上的个人涂鸦,也被该校的集体创作的“2008迎奥运”取代,失去街头涂鸦的野气,而和国内有悠久传统的标语宣传衔接起来,以至有人怀疑这是否属于“涂鸦”的范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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